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总序中说的那样，“读一本文集，犹如阅读一段院士的‘攀登’高峰的人生”。在《唐启升文集》新书发布之际，笔者研读文集中勾勒唐启升院士五十多年学术人生历程，其中蕴含的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等科学家精神烁烁生辉，耕海牧渔服务人民的生动事迹值得弘扬与传承。

　　希望通过《唐启升文集》新书发布活动推动科学家精神弘扬与传承，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为科技创新引领渔业转型升级，实现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障优质蛋白可持续供应，改善人民膳食结构，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生生不息的力量……

　　胶州湾畔，潮起潮落，岁月如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他生于海滨、长于海滨，最喜欢伫立潮头，吟咏曹操这首《观沧海》。他说，“我与海洋打交道50多年，对大海的情怀早已深切地融入其中。”他五十余载孜孜以求，不懈追寻，用坚定的创新自信和勇攀高峰的过人胆魄勾勒出了中国人的“大海洋”之梦，引领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他坚信“中国人能养活自己”，从判断渔民地排车上的鲱鱼年龄出发，数十年磨一剑，开启了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碳汇渔业”新理念，实现了“让老百姓吃上更多更好的鱼”的科研报国初心。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名誉所长、海洋渔业与生态学家唐启升。

　　在青岛市南京路黄海水产研究所一间堆满了专业文献书籍的办公室里，77岁的唐启升院士正在聚精会神的伏案工作。时光荏苒，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0多个年头，从一个喜好足球、懵懂踏上科研道路的青春小伙儿，变成了一位儒雅沉静、享誉世界的海洋渔业与生态学家。在他披荆斩棘、一路求索的之科研之旅中，遇到过哪些别样的风景，摘下过哪些甘美的果实，又经过了哪些磨砺和曲折？回首往事，唐院士递给记者两本书，一本是他刚刚出版的文集、一本是他的科学年表，他说，“也许它们会告诉你答案。”

　　唐启升院士扫描整理资料，2020

　　求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懈”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每当唐院士被问到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中，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取得他这样的科学成就时，唐院士总是这样回答，“最基本的素质，应该是普普通通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就是一旦有了一个目标就要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前行，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科研意志一直伴随着他的研究历程。

　　“我1943年12月出生于辽宁大连，1961年从黄海水产学院毕业。1969年，在兴趣的驱使下开始走上独立科研的道路。”唐院士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临海的太平路上散步，看到了巴尔扎克小说里工人下酒的鲱鱼，这些蓝晶晶的鱼挤在渔民的地排车上，引起了他极大的求知兴趣，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了黄海鲱（青）鱼的研究之中，这一扎就是十二年。为了研究鲱鱼的分布和习性，每年3月以前，他都会徒步在威海至石岛附近调访。至今，他还对孙家疃一位86岁的老渔民记忆犹新，老渔民“出青鱼年景不好”这句话让他牢牢记在心里，启发他后来考虑到气候变化对种群动态的影响。为了获取第一手数据，他还组织了一个由三对渔船组成的“调查舰队”，对黄海深水区鲱鱼索饵场和越冬场进行海上调查。连续多年的细致观测和追踪记录，催生了《黄海鲱鱼世代数量波动原因的初步探讨》《黄海鲱鱼的性成熟、生殖力和生长特征研究》等论文的发表，唐启升首次将环境影响因素嵌入渔业种群动态理论模型，揭示了黄海鲱（青）鱼的洄游分布和种群数量变动规律，直接推动了我国新渔场开发和渔业的快速发展。

　　调查研究是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唐院士特别重视海上调查，他说，“这是实践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的三个基本部分的重要一环，即理论（GLOBEC）+观测(调查评估)+应用(LME),对深入研究和认识海洋生态系统有重要意义。”1984年，唐启升启动渔业生态系研究，实施了长达两年的海上调查。1996年，他负责《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测》专项的“海洋生物资源补充调查及资源评价”项目，首次对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进行大面积同步调查评估，采集到的调查数据近225万个，建立了丰富详实的数据库，为我国经略海洋勾勒出生动图景。“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最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1年，唐启升与赵法箴院士一起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同志建议“加强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和渔业管理”，指出国家只有一艘渔业调查船，科学资料积累太少，无法为‘限额捕捞’国家目标提供足够的科学依据等问题。这个建议引起领导高度重视，相关批示迅速落实，“南锋”号渔业科学调查船问世，在西沙群岛海域首航，为“渔权即海权”、“科技兴海”等战略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征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创新：自信加入GLOBEC朋友圈，开启中国“大海洋”之梦

　　“国家拿出一万美元让我出来学习，应该抓住机会，做出点成绩”。1981年，唐启升被教育部选派到挪威海洋研究所对渔业进行全面学习，自此，踏上了他为期四年的环球访学之路。在挪威海洋研究所、美国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和家国情怀成了唐启升学习工作的新动力，激扬起他“敢为天下先”的创造豪情。

　　唐院士回忆，最初的进修学习并不顺利。刚到挪威海洋所时，著名渔业声学技术与评估专家欧德?拿根并没有注意这个“中国学生”。而后，在学习过程中，唐启升发现拿根的一个参数假设不合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坚持，最终拿根“败下阵来”，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此时，唐启升发现，他在黄海鲱鱼渔业生物学和渔业种群动态研究中产生的困惑也是欧美渔业科学家100多年研究产生的困惑，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多种类渔业资源评估与模型研究”这一世界科技领域前沿。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拓荒精神，唐启升废寝忘食、昼夜奋战在实验室里，体重一度降到120斤以下，被朋友们打趣“人瘦的就剩下两只眼睛还有精神了”。1983年2月的一天夜里两点，唐启升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跑到地下室的计算机房，将“按住Ricker模式变化较小的参数b,研究变化较大的参数a”的数学解决办法急忙输入计算机,演示结果令人兴奋和满意,他找到了解决“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交识在一起”等复杂问题的办法。他对“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一组亲体与补充量关系模式”研究，至今尚无人超越，也推动他步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海洋生态系统研究。

　　“那时，我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将是渔业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的发展方向。因此，在1984年回国后，我便立项开展黄海渔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从此也开启了我的大海洋之梦”，唐院士告诉记者。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GLOBEC）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渔业科学与海洋科学交叉发展的新学科领域，也是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1985年，在美国著名生物海洋学家肯尼思谢尔曼教授提出大海洋生态系概念不久，唐启升访问美国，与谢尔曼的一次交流中他介绍了自己开展的黄海调查，本来半躺在地毯上的谢尔曼教授听到后惊讶地一下子坐了起来,“您怎么做的和我是一样的!”在世界科技前沿的新领域，他们又不约而同的同路了。

与Sherman教授讨论世界LME研究与发展，1996年

　　“这次对美国的访问更加坚定了我探索海洋生态系统的决心。”唐院士告诉记者。1987年至1992年，是唐启升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学术思想的探索形成时期。他作为唯一一位炎黄子孙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作专题报告，在摩纳哥举办的第一届全球大海洋生态系大会作报告，还担任了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逐步明确了由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海上综合调查评估监测和管理应用的大海洋生态系研究方向。从1993年到2010年，是唐启升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的深入和实践阶段。这一时期，他主持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两个973项目的实施，出版了《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构建了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理论体系框架，率先从整体水平上开展黄海渔业生态系的资源与管理研究，推动了大海洋生态系（LMEs）概念在全球的发展。

　　在肯尼思谢尔曼教授给唐启升的信件中，他这样真挚的写道，“在您的从业生涯中，您已经成为应用科学优化大海洋生态系承载能力的世界领导者。”“很荣幸与您相识、相知，并有机会与您共同推进大海洋生态系研究方法在黄海和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这是科学人生的一段奇妙旅程。”

　　争锋：“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才能在艰辛的科学探索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狭路相逢勇者胜，文质彬彬的唐院士在生活上温和可亲，但在涉及重大科研问题和国家利益面前，却寸步不让、频频亮剑。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1993年，为了在北太平洋狭鳕保护与管理的国际谈判中争取话语权，唐启升主动请缨，率领“北斗”号科学调查船赴白令海海盆区、鄂霍次克海国际水域进行狭鳕资源声学评估调查研究。白令海海盆区水深3000米以上，夏季阿留申低压近乎消失，变天时风急浪大，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唐启升和团队的科学家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亮剑精神，不惧风高浪险，多次拖网取样。在调查中发现100米水层声学回声映像十分密集，经大家多次讨论，仍无法判别是何物。虽然这不是预定的调查任务，但是责任心和探知欲使他们不言放弃，最终网获了包括狭鳕在内的4公斤当年生幼鱼样品。随即他们调整了原来的调查计划，进行了连续7天的跟踪调查，获得了首次发现的、完整的狭鳕等当年生幼鱼在白令海海盆和公海区分布及其数量的宝贵资料。

　　两个多月后，在六国“白令海公海资源保护与管理大会”上，当美国代表团长说白令海公海没有狭鳕幼鱼时，我方团长当即公示了我们的调查结果，让美方深感意外。在公海深水区发现当年生幼鱼意味着捕捞国家在那里有捕捞的主权，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在维护国家权益的国际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保护和稳定了我们北太平洋狭鳕远洋渔业，给国家增加渔业收入数10亿元。“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狭鳕渔业信息网络和资源评估调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白令海公海狭鳕渔业声学影像现场判读，1993年

　　2004年夏，唐启升作为一审专家,参与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主持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项目的海洋系统报告评审，他认为该报告中“水产养殖产业不是应对全球野生捕捞渔业衰退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提出这样评审意见的主要科学依据来自973-I关于“生态转换效率与营养级呈负相关关系”“生态系统多因素控制机制”等基础研究新成果，他认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应是一种适应性管理对策，是在“渔业资源恢复复杂而缓慢”情况下一种务实的解决问题办法。二审专家组赞同唐启升的观点，认为“唐说的是对的”，但是，报告主持人却坚持不改。这种守旧思维有一定代表性，促使唐启升去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2016年，唐启升应对《科学》杂志刊登“中国水产养殖业注定削减世界野生渔业资源”的指责，义不容辞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撰写长文，以详实的数据有力应对指责，捍卫了国家名誉。

　　此后的发展实践证实，唐启升在内的中国科学家的坚持是正确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年度报告写道：“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水产养殖业对人类水产品消费的贡献首次超过野生水产品捕捞业”，“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贡献达“60%以上”。

　　为民：“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给老百姓的餐桌上添几道菜”

　　1978年10月18日，一篇题为《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保障水产品供给、解决“吃鱼难”问题的信号。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也是科学家科学探索、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包括唐启升在内的中国渔业科学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千方百计推进水产养殖业发展，推动渔业产业由“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和“负责任型”的战略转移。1999年，唐启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唐启升第一次参加院士大会时，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让百姓吃上更多更好的鱼。”这是他的科研初心，也是他的大海洋之梦更加具体的追求目标和动力。唐启升等主持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九五科技攻关项目的“海水养殖容量”研究，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研究成果“贝藻养殖碳汇”及“碳汇渔业”，使渔业的绿色发展有了坚实充足的科学依据。

三产融合发展，海洋牧场与休闲渔业，2017年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唐启升也从一名科技工作者成长为运筹帷幄的战略科学家。每当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海洋科学的航船上，把握世界海洋科技发展大势和新方向，围绕事关科技创新发展全局和长远问题，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准确、前瞻和及时的建议。

　　2003年，国务院启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战略研究，唐启升被科技部聘为“能源、资源与海洋”和“农业”两个专题组的研究骨干，主持海洋生物资源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他提出“海洋生物资源的新内涵”和“蓝色海洋食物发展计划”及其相关的发展战略，提出“发展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是建设现代渔业的重要内容和新方向”的见解，为推动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多层面的开发利用和渔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绿色生态是大国“三农”的底线，更是渔业的底色与依托。2009年至2019年，唐启升针对国家和产业重大需求，开展了一系列渔业和海洋战略咨询研究，提出“切实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有效遏制水域生态荒漠化”的建议，最终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生物资源养护行动实施计划——《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他先后联合院士专家提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等建议8项，其中，《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让养殖区保持合理的养殖密度、鼓励发展符合不同水域生态系统特点的养殖生产新模式、鼓励深水网箱发展等绿色低碳的“碳汇渔业”发展新理念。

　　向海图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辽阔海域里，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唐启升耕海牧渔五十余载，真正做到了为老百姓“向海洋要更多的蛋白质类食物”，在这片富有的蓝色国土上留下了科学家报国为民的深深印记。

　　育人：“团队协作是从事资源生态研究者必备的条件之一”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建设国家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拥有一批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必须培养和汇聚一批顶尖科技人才。“1994年6月，

　　我被任命为黄海所所长。当所长第三天，财务人员向我报告：7月份工资还差3万。穷则思变，10月份工作思路就厘清了，提出‘以科研为本’的发展目标，号召大家找问题立项目，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和大家响应。”唐院士告诉记者。

　　很快，唐启升就适应了科学家、行政领导和党务工作者三位一体的身份。他重视人才培养，致力于打造宽松良好的科研环境，积极鼓励年轻人向前再走一步，攻读更高学位，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一次会后，育种室硕士于佳跟到唐院士办公室说，“所长，您讲话当真”，唐院士答道：“我从不说瞎话”，几天后就听说她在联系读博士学位，很快就有10余人报名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他还制定了一系列向科研倾斜的政策，吸引了不少尖子人才加盟。学术带头人陈松林博士在德国研学后要求调入。陈博士坦言：“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考虑，我需要一个试试身手的大舞台，黄海水产研究所给了我这样一个适合做课题的氛围环境……”现在，他已经成为院里承担主持主要研究课题的骨干。

　　陈松林博士的境遇在黄海水产研究所绝非个例。在海洋科学研究的茫茫征途中，唐启升亲贤爱才、诲人不倦，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进的方向，指明了研究者前进的道路。在唐院士的推动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与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一所（现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等海洋科研机构共同组建的“海洋科学研究生教育中心”，并与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共同成功申报了渔业资源博士点、水产学一级博士点，走出了一条联合培养人才之路。2005年，唐启升的学生张波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她在致谢导师、领导和同事们之后，说了一个感受：“在资源生态研究中，不是靠任何个人的智慧就能独立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团队的共同协作努力，而我有幸能工作在这样一个团结协作的优秀的学术团队中……”。看着年轻人一点点进步，看着研究院人才队伍的成长壮大，唐启升感到无比欣慰，比自己有了成绩还自豪。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唐院士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尽管他已经70多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孜孜不倦地投身于中国工程院的战略咨询项目、国家“十四五”海洋规划、渔业学科建设与发展等工作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唐启升院士这种勤勉不懈、矢志报国、勇立潮头、锐意进取的精神财富，像散发着光和热的火炬，传承给一代代年轻的科研人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汇聚起推动现代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董金艳）